因此，有必要组成一个稳健的可敬的机构，来防止人民自己由于一时的谬误而举措失当，防患于未然，以免人民自作自受，以便于理性、公正、真理得以重新掌握民心。

[3]当时的政府认为应在宪法中写上议会制定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款，而国家宪法委员会则更加倾向于建立一种通过司法对议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39]这种机制使得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变得十分艰难，特别是在一些有重大分歧的事务上。

欧洲人权法院曾不止一次地指责荷兰没有建立完善的人权保护机制。[60]对荷兰分权制度的研究和介绍参见M. Oosterhagen, Separation of Powers as a Form of Control and The Dutch Constitution, in Carla M.Zoetbour, Ger van der Tang Piet Akkermans(ed.), Control in Constitutional Law,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3). [61] WJ Witteveen, Evenwicht van machten, Zwolle, WEJ Tjeenk Willink, 1991.转引自Maurice Adams, Gerhard van der Schyff, Constitutional Review by the Judiciary in the Netherlands: A Matter of Politics, Democracy or Compensating Strategy? 66 Zeitschrift für ausl?ndisches ?ffentliches Recht und V?lkerrecht 399,2006. 荷兰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法学家Struycken教授甚至曾断言说像荷兰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根本就不需要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83]莱顿大学法学院的阿克玛（E.A. Alkema）教授则认为，比利时宪法法院的功能主要是为了解决其国内的联邦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保护公民的权利，所以对于实行单一制的荷兰来说，比利时模式的宪法法院不足借鉴。这些修改意见于1953年通过。（3）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是渐进改良，不是推倒重建。

作为一部适用于整个荷兰王国的基本法（Basic Law），[19]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该宪章才是荷兰国内法律体系的最高法，要比仅仅适用于荷兰本土的《荷兰宪法》效力要高。这些权利通常并不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即可实现，而且其一般禁止政府非法干涉。不同于这两种宪政模式，中国的宪政国家将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化规范适用于具体的相关情景之中，而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关注共产党由政治公民构成，而且通过共产党的过滤，公共善（commongood）被人们所理解并被适用。

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并主张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时，中国共产党就将赫鲁晓夫看作是修正主义。国家权力的机构建制采取一些形式化的正式组织（formalorganization），无疑是一种西方模式，即一个政治实体用国际社会（thecommuni-tyofnations）所能理解的方式来展示其国家的机构建制。[7]（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历史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14]巴克尔出生于古巴，后来移居美国，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同时担任华盛顿和平与伦理联盟（CoalitionforPeace＆Ethics,Wash-ington,D.C.）的主任。

其一就是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相分离。目前，世界上的宪政国家主要采取四种违宪审查模式：其一是英美普通法传统的司法审查模式。

[10]关于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国家一政党体制的讨论，参见吕增奎（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党嵌入正式国家机制之中，同时国家权力的法治要素也嵌人中国共产党本身，二者可以有多种方式相互推进。这恰恰构成了从肖扬法院到王胜俊法院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22]LarryCataBacker，见前注[14],p.126。

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不是利用先锋队政党在群众的感召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完全利用国家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残酷的肉体消灭的暴力方式来消除党内外的一切异己力量。[18]LarryCataBacker，见前注[14],p.120-122。因此，巴克尔认为可以用三个代表理论中包含的西方民主和法治思想来驯服党。因为构建统一的国家需要的不是宗派之间的党争，而是统一的人民意志的形成。

不幸的是，斯大林在苏联证实了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宪政模式过程中的担忧。[30]由此可见，巴克尔紧紧抓住了现代性政治面临的基本难题，即事实与规范分离导致价值规范领域中的诸神之争与事实领域中权力运作的理性化。

世俗的超国家宪法要服从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一套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治理规范。前者规定了国家组织机构以及国家机器与拥有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全国人大的审查模式，还是宪法司法化模式，都是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来思考违宪审查问题。冷战以来，魏夫特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强化了西方对中国政体传统的认知，由此中国古典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与现代的极权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中国的文化想象。[36]在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中，分权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党与国家关系这个根本问题。[28]LarryCataBacker，见前注[14],p.144-5。国家一政党体制在中国，而目前对国家一政党体制的研究却在国外。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需要利用国家力量来消除阶级对立，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积极创造条件。

即使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认为自己外在于国家机器。在巴克尔看来，这种关于中国违宪审查的争论犯了方向性错误，因为这些不同的主张都忽略了在中国宪法中的主权权力或政治权力，而违宪审查行使的权力乃是政治权力，而不是行政权力。

由此，三权分立、有限政府、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都属于程序意义上的法治范畴。尽管巴克尔将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做比较，从而试图找到二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但巴克尔更关注这几种不同宪政模式之间的区别。

其三是两种模式相混合的宪法法院审查模式。这也迫使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认真对待中国，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在西方学术界孕育而生。

[9]其中，对中国宪政体制的讨论也不再把中国归入苏联共产主义传统中加以讨论，反而关注中国独特的宪政体制。正如美国的宪政体制面临着反多数难题的困扰，对美国最高法院堕落为政治法院的批评不绝于耳，人民宪政的主张也此起彼伏，而神权宪政和国家一政党宪政就不存在这样的困惑。《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2]正是从上述事实与规范二分法来处理党与国家的关系，巴克尔认为，中国宪法的关键在于让确立国家的形式化正式机构的宪法与明确党在价值／治理方面的监督角色的党章实现了重合。

对中国古典专制主义的批评构成了启蒙思想家确立西方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器内外所发挥的制度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法治进行分析。

然而，可能巴克尔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采取这种违宪审查模式，估计从来不会有什么违宪审查问题，就像目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什么违宪问题需要审查一样。这部宪法意味着要提供一个框架从而将构成更高政治权威的次级宪法（inferiorconstitution）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器中。

参见（英）斯金纳：《霍布斯与共和主义的自由》，管可秾译，上海三联2011年版。正是从党章与宪法这两个相互补充的宪法性文本出发，巴克尔认为：在中国，宪法化的原则最好被理解为分叉的，这种分叉反映了整个社会是如何通过政治组织起来的。

由此，对于国家一政党体制来说，宪政法治国的要义就在于将党和国家的关系用宪法规定下来，并确立宪法的权威地位，以法治来取代人治。其二，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权力运作上，党不再承担政府的职能。这些主张尽管使用了中立的语言，但实际上表达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能够像巴克尔那样看世界，那么我们就需要怀着平常心和平等心来看待美国宪政、伊朗宪政和中国宪政，既不准备特别去巴结谁、赞美谁，也不需要特别去鄙视谁、仇恨谁。

[52]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属于这种信托责任的一部分，从而使得党服从于宪法和法律。[37]但在邓小平这次提出的宪政体制改革中，就触及到了党与国家职能的划分问题：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

真正使这两部宪法与1979年之前先锋队政党的治理区别开来，就在于把法律看作政治权力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机制。（五）法治国：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互动宪政概念必须依赖于法治才能成立，因为只有法的统治才能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三）国家一政党关系的法律化：宪政法治国的建构宪政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从而使得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中进行运作。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保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影响，他参与组织的华盛顿和平和伦理联盟也是一个试图保持意识形态中立、不受党派意见影响的独立研究机构。